李秀成自传,李秀成投降后,写了几万字的材料,却被曾国藩改动了一部分,具体改了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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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供词现存版本有三个。

一是九如堂刻本,是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整理并交给九如堂刻板公开发行的版本,这个版本出现很早,不但清廷和许多封疆大吏读过,甚至一些太平军被俘重要人物,比如在江西被俘的干王洪仁玕也读过。这本刻本是经过曾国藩改动的,显得比较“整洁”,不仅如此,李秀成在全文约2/3处说笔已经写坏,本子也写完,要求给新的笔和本子,并说“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照此计算全部供词至少有五万字以上,且供词最后是“如知”二字,文义未尽,有人据此怀疑结尾被曾国藩撕毁,以掩盖某些事实。

二是“原稿笺证本”,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走访曾氏湘乡老宅“曾富厚堂”,看到李秀成供原稿,迫于当时条件,他拍摄了15张原稿照片,并以随身携带的九如堂刻本影印件为蓝本,补抄了五千六百一十个字,这个版本建国后成为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的蓝本,其特点是让读者和研究者知道原稿和刻本不同,且原稿上有曾国藩亲笔修改。神州国光社八卷本《太平天国》丛书第二册所收的是这个版本,由罗尔纲先生校对。

三是世界书局版。1962年,著名近代史专家简又文先生说服把原稿带到台湾的曾氏后任曾约农先生,将曾富厚堂藏本原稿李秀成供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卷本《太平天国》丛书第二册所收的是这个版本,由王庆成先生校对。

很显然,这三个版本中最真实的是世界书局版(事实上就是李秀成亲笔版),而笺证版则是不完全的亲笔版,可以忽略不计。

对比九如堂版和世界书局版,曾国藩的修改主要是改动错别字(如李秀成把“骑”都写成“奇”,把“尚“写成”上“等,曾国藩有些改掉,但也有不少未改),改动写错的地名(如湖北洪山”写成“红山”,镇江郊外汤头写成”仓头“等等),一些李秀成刻意回避的文字(比如李秀成为避免刺激他把他写成曾加一个圆圈,他则直接给补为”曾妖“哈哈),以及他看不懂或认为写错了的文字(如李秀成说”天王心欲结往河南“,”结“是客家话,意思是”执拗“,他看不懂就用笔划掉了;又如壬子二年太平军从长沙撤围进军益阳,岳州,意外获得大量船只,李秀成说太平军”变计欲取河南为家“,曾国藩认为是笔误,就用笔改为”欲取湖南为家“),改动不通顺的语句(如李秀成写”那革职林绍璋调其回京“,曾国藩认为不通,改为”那林绍璋革职调其回京“)。总体上没有太多改动文义的痕迹。

在世界书局版大行于世前人们最怀疑的两点,一是曾国藩有没有删节或故意撕掉供词中间的若干页,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写明字数,而现存九如堂本只有不到三万字,就算加上曾国藩命幕僚和李秀成手谈而保留下的若干字也远不够三万七八千字,更不用说五万字了,二是曾有没有撕掉“如知”后李秀成写下的供词。

从保存完整的原稿可知,原稿首尾完整,删改并不多且不伤筋动骨,也没有从中撕毁页数的痕迹,可以断定从供词开始的“时逢甲子”至最后两个字“如知”,中间并没有整页甚至整行的缺失。李秀成在写到三分之二时说有三万七八千字,大约是因为囚笼中条件恶劣,天气炎热,加上浑身伤痛,清方又很可能是他写完一本就收走一本供曾氏随时阅读,因此字数是“毛估估”的,并不准确。

但“如知”之后有没有更多供词,曾国藩有没有把之后的供词撕毁,就很难断定了。一种可能是李秀成写到“如知”时得知自己大限将至,因此准备去死,不再写下去,“如知”后再无词句;另一种可能是“如知”后还有一些词句,但曾国藩惟恐触犯某种忌讳,不惜将它毁掉。

目前看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都缺乏有力佐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被撕毁的内容可能有两种,一是天京城内窖金数量和地点,曾国藩曾让幕僚庞际云、李鸿裔和李秀成笔谈,希望后者指认传说中的太平天国藏金,李秀成一字未答,如果在供词末尾写出一些藏金,曾氏不论是否按图索骥获得藏金,都有毁掉这部分纪录的动机(因为他们报告清方“城中无藏金”);二是李秀成或许在最后劝曾国藩造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女士曾向罗尔纲先生提供族内先人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罗尔纲带去的实习生记录为“劝曾国藩做皇帝,曾国藩不干”,还被曾女士纠正,如果供词尾部真有这类内容,曾氏是必定会撕毁以免惹祸上身的。


答:李秀成投降与否,是一个史学界争论多年的话题,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单说李秀成在囚笼中写的材料,这份材料,到底包含有多少字,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李秀成在材料中间写有这么一段话:“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列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

即,按照李秀成这个说法,材料的全部字数绝对会多于三万七八千字,可能达到五万多字。

但这些材料的第一个阅读曾国藩,却对材料的字数给出了多种说法。

他自己在日记里写:七月初六日:“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一一校对,本日仅校二万余字。”

在这里,《李秀成供词》为“约四万余字”。

然而,第二天的日记,即七月初七日又记:午后,“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封送军机处备查。”

以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来计算,全部不过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字而已。

诡异的是,同日,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信中却又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目力。”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说《李秀成供词》“多至五万余字”,与人们根据《李秀成供词》中 “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从而推出的五万多字的说法相符。

改日,曾国藩在写给钱应溥的信中却又说:“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其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

即在这封信里,《李秀成供词》的字数又成了“三万余字”。

这之后,曾国藩在答复彭玉麟的信件中就咬定了“三万余字”,说:“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业经抄送军机处,拟即刊刻咨送各处,即于七月初六日正法。”

看看,同一份材料,曾国藩一会儿说其字数有四万余,一会儿又说二万八千余,还有五万余、三万余的说法。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也读过李秀成的亲供,还帮助曾国藩改定送军机处的本子。他在日记里则记道:“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

看,又多出了五、六万多字的说法。

真是一笔糊涂账啊!

曾国藩把经过自己和幕僚赵烈文等人改定、整理、誊抄的《李秀成供词》上交军机处后,自己保留了李秀成亲笔所书的底稿。

上交给军机处的誊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行世,仅二万七千多字,比李秀成在中间说的“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还少了一万多字。

这说明曾国藩在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基础上删减了大量文字。

被删减的文字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很多史学家,包括孟森、陈寅恪等等,一致认为,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登基做皇帝,曾国藩为免遭清廷猜忌,不得不将之删掉。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李秀成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等诸多问题了。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必须取到那份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下来原稿的原稿对照才知分晓。

最先进行抄写对照的是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学者吕集义,他于1944年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经过一番周折,从曾国藩后人手中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与刊行本对照。

对照的结果是:九如堂刻本原有二万七千余多字,原稿是三万三千多字。

吕集义把补抄上的五千多字,合计三万三千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但罗尔纲等人认为原稿应该是五万多字,这三万三千多字还是不合,对曾家人给吕集义出示的是否是李秀成真原稿存疑。

幸好,吕集义从曾家拍下了十四张稿件照片。

罗尔纲从笔迹和内容两方面作鉴定,最终鉴定结果是:曾家所藏的“原稿”是真品,曾国藩除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涂改删节。

但罗尔纲坚持认为,曾国藩直接从原稿某个地方抽毁了一万多字。

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为证曾祖清白,干脆把吕集义曾经看过的那份“自述原稿”(以下简称影印“原稿”)拿出来影印,公诸于世。

影印的“原稿”共七十四页,约三万六千字,比吕集义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更全面,还多出了三千多字;当然,也比罗尔纲等人认为的五万多字原稿要少。

所以,《李秀成供词》在被曾国藩删改之前是多少字,曾国藩又从中删减了多少字,现在还没人说得清。

至于曾国藩在原稿基础上修改和篡改的地方,因为曾约农的影印“原稿”采取的是对原稿影印的方式刊行的,所以,修改和篡改处历历可查,某些被删减之处也能推断得出。

那么,可推断得出的删减之处有哪些呢?

赵烈文在日记中说:“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但查影印“原稿”中发生在“咸丰四、五年后”的太平军与湘军的主要战役均略而不详。可见,曾国藩删去了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之所以要删除,显然是担心清政府看到这些文字会责难他从前奏报不实。而他没有献俘京师,早早将李秀成就地处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影印“原稿”第三十八页后三、四两行赫然写:“中堂在祁门,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祁门不能屯也。”这行文字,在九如堂刊刻的《刻本》已经看不到了。

“祁门之败”,乃是曾国藩毕生奇耻大辱,之所以看不见了,就充分印证了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一心“讳败扬胜”的特点。

还有,李秀成叙述自己被擒经历,影印“原稿”是这样写的:“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曾国藩提朱笔改成了“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

如此篡改的目的是要掩盖湘军的无能,抹杀村民的功劳,把落到村民手里的李秀成说成是弟弟曾国荃追兵的战利品。

另外,李秀成写自己保卫幼天王从缺口突围事,影印“原稿”是这样写:“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

须知,六月的“初更之候”,天尚未擦黑,李秀成却在这个时候突出城外,若为清政府知道,曾氏兄弟必会受责。曾国藩为此不得不改一字而卸责。

最明显的还有,影印“原稿”是这样交待天王洪秀全之死的:“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曾国藩提笔把李秀成这段记述划掉,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把已于四月廿一日病死的洪秀全,说成是因为弟弟曾国荃攻城迅猛,窘迫不堪,于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的。

综上所述,曾国藩篡改的地方,除了推卸责任、掩饰败绩外,还在意于夸大战绩,抢功夺功。

最后补充一下,李秀成是否投降呢?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对外声称,李秀成降意浓郁,“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但曾氏兄弟的说词却让左宗棠、李鸿章哂然失笑。

左宗棠认为李秀成不过是想“庇纵逆党”而已。

李鸿章则认为李秀成的表现,其实是另一种“忠勇”,要这样的人投降根本就是做梦。

罗尔纲则于1944年,提出了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魏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的看法。

但罗尔纲也承认,自己暂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事实上,李秀成被处决前一天,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曾到监狱里访问,对李秀成的印象是:“(我)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像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同行者路易补充:“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的。李对他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自己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李秀成就死的当日下午,并“无戚容”,到了傍晚“赴市”,仍“谭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看时人对李秀成就义前的描述,绝非贪生怕死之人的表现。

就我而言,我是不相信李秀成会真心投降满清的,即使流露出投降之意,也是别有用心。